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批判美国全球霸权? – 哲学网哲学学术门户网站,Philosophy,哲学家,哲学名言大全思辨、爱智、形而上学,海纳百家,贯通古今,哲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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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七十七岁的佩里·安德森依然是大不列颠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家中的佼佼者,这一代人统治了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左翼智识生活。

他们包括霍布斯鲍姆、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艾萨克·多伊彻、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斯图亚特·霍尔、拉斐尔·塞缪尔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1970年代负笈英伦研习历史,上述几位都是指路明星。

你未必同意他们的政治立场,但肯定会受到他们作品的启发。 他们主张一种致力于拯救穷人和被“繁荣社会的纡尊降贵”(汤普森语)排斥在外之人的社会史。

他们还试图从斯大林主义的遗存中打捞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人性。

在动荡时代中,佩里·安德森(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毕业)是一位奥林匹亚式的人物,他是一位态度超然、风格锐利的托派,他编辑的《新左评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严肃的知识平台。

1956年10月安德森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的两场剧变——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促使他将西方帝国主义视为毕生之敌,也同等激烈地批判斯大林。

这使他与霍布斯鲍姆发生了争执,后者至死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如果不算苏联体制的话)。 安德森还受到感召,要将英国左派从狭隘的地方主义中解放出来,他通过《新左评论》和左页出版社(Verso)引介了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和布朗扎。

安德森拥抱的法国理论激起了最杰出的英国史家汤普森的盛怒回应,他在激烈交锋中捍卫英国激进主义的本土资源,痛斥经过提炼的枯燥的欧陆理论,反对安德森号召的那种更为国际化、更有智性野心的马克思主义。 在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些论辩精彩纷呈,而且至关重要。 可惜四十余载悠悠流过,如今它们听上去好像中世纪的经师论辩一般遥远。 安德森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依旧坚守古老信仰。 他的新书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问的机会:马克思主义还保留有多少启示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能鼓舞人心吗?即便那些不喜欢马克思政治取向的人也会仰慕其智性抱负,以及其对大写H的历史自有清晰可辨之逻辑的信念。

安德森的著述依然固守此理念,将历史变化置于可见的逻辑中,他的马克思主义取径极具个人风格。 在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考者》中,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从墨西哥战争到反恐战争的单一弧线下理解美国战略和外交的动态”。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考者》[英]佩里·安德森著,Verso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 该书未能达到如此抱负,但依然流畅、典雅,带有作者标志性的尖锐判断和冷幽默。

它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王霸”(Imperium)叙述了美帝国的崛起,下半部“翰林”(Consilium)细致分析了美国理论家如何理解这种崛起。

在下半部分,安德森细致而公允地列举了他不认同的人物比如福山、孟德邦,同时试图为一批不那么知名的外交政策思考者恢复名誉,比如罗伯特·阿特(RobertArt)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ce)。

他还大方承认了自己受到五六十年代一批激进分析家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ApplemanWilliams)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Kolko)的影响,而且他也欢迎罗伯特·塔克(RobertTucker)等保守人士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批评。 奇怪的是,安德森在分析中完全没有动用那嘎吱作响的马克思主义舞台装置。

你本来期望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告诉你美国扩张的背后动力是资本主义,目的是为内战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争夺市场和资源。 安德森的叙述却强调了道德上和智性上的影响: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y)先为国内扩张张本,接着是从西班牙帝国统治下解放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 安德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世界观与阶级起源和阶级利益相关联的倾向没有太多兴趣。

被他定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完全脱离任何特定的社会定位,与美国的社会、经济分层没有任何关联。 相反,他从美国思想中析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谱系,这个是例外论者,那个是普世论者,并用此类区分来主导论证。 “例外论者”认为美国“只有通过在堕落的世界中独善其身,才能保存其独特的美德”,“普世论者”则致力于“发挥弥赛亚式的能动性,让美国拯救全世界”。 “例外论者”如史家查尔斯·比尔德相信美国应该坚守本土,否则会在海外失去灵魂,而“普世论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则不断劝导美国人:只有将美国视为全球救星才符合美国人的至高利益。 安德森做了一个有趣的关联,他将美国经济当时有限的国际影响力与人们拒绝威尔逊式世界观联系了起来。

1920年代威尔逊未能说服参议院批准建立国际联盟,当时美国的外贸总量不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之十,美国国内市场被高度保护。

“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脱节,”安德森写道,“使得威尔逊的全球主义千禧年梦断。

”不过等到二战结束,美国的战时动员能力首次使联邦政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力。 这时千禧梦已经获得了相匹配的国家能力。

有趣的是,安德森又认为这些外交政策的抱负总是远远超出了美国的狭隘经济利益。 他表示,如果单纯的经济能够定义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政策大概会更谨慎、小心、周到。

例如杜鲁门对他任内即将发表的一次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不太满意,因为讲稿中着重强调了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外国市场的兴趣。

杜鲁门抱怨:“这整个儿听上去像一份招股书。

”于是他让人把这些内容删掉了。 安德森说,(与其经济主张)相反,杜鲁门及之后历任总统都相信美国国家利益是弥赛亚式的:依照美国自身形象去拯救世界。 现实主义者总是对这种自大和扩张抱警觉态度,但没人拿他们当回事。 在安德森看来,自由国际主义依然是“美国帝国霸权的专有语汇”。 现实主义屈居次要话语,只有自由国际主义手伸太长发生问题时才会暂时退居现实主义以求自保。